日寇的报复“扫荡”配资行业内容
日寇夏季大“扫荡”失败之后，经过精心筹划，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上旬对我三分区发动了报复性“扫荡”很可能南浦认为不征服三分区，他就不可能在苏北逞威
这时，我旅二、三团正由张藩副旅长率领去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同情区”，掌握在我手里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些地方部队。
敌伪乘我主力较少的机会，兵分三路而来。着重“扫荡”如西县，合围点为卢港、高明庄一带，企图聚歼我旅部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弄清敌人这一意图后，先避开敌军“扫荡”之锋芒，显示了一卜目标，然后急速转移到如皋以南隐蔽，以地方武装同敌伪军周旋，疲劳敌人，并假设目标吸引敌人合围，使敌伪军连连扑空，疲惫不堪。我判断敌伪军的“扫荡”已趋尾声，待其各自返回据点时，便率一团悄悄运动到靠近高明庄东北的白家湾附近隐蔽集结待机，密切注视各路敌伪军的转移方向，寻找弱点。终于找到了，撤向黄桥的那一路，有鬼子一百余人，伪军五百余人，由日军加藤大队长率领，由于疲劳，也由十轻敌，行动比较拖沓。我一看另两路日军已过去，正好抓住这一路，决心歼击它!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我在一团指挥所，直接命令该团三营出击日军见我来势凶猛，且战且退，企图占领高明庄里一批比较坚固的砖房固守待援。我一团一营一个连和特务连占据高明庄西、北野外，然后派一营和二营分别从南和北两面迁回上去，留出西北口子不包围。
伪军一看不妙，抢先夺路逃跑，被我军歼灭三百余名于西北口子上。战至十五日凌晨，加藤被击伤，击毙日寇八九十人。加藤只得带着残兵狼狈溃逃了。
苏中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是很频繁的，一般一二千兵力的区域性“扫荡”，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全区性“扫荡”一两个月一次。敌伪军投入很大力量修筑公路，增设据点，仅一九四一年中，苏中范围内就增加了二百多处，而三分区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增修公路十几条，增设据点四十余处，把我初建的抗日根据地分割开来，使我大部队活动困难，形成大面积的拉锯战，斗争十分艰苦。苏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也是对这一民族战争胜利作了很大贡献的。
第十八章苏中三分区的抗日斗争
在斗争中发展地方武装
为了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长期斗争，苏中三分区和一旅把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作为根据地发展的一项主要内容。
黄桥决战前后，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只要愿意抗日，都可编入自卫队。当时发展很快，很短时间内发展了近四千人，大部分编为地方武装，一部分补充主力部队。
当时是大发展形势，地方武装警卫团、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纯洁的青年农民，但也混进了一些流氓、兵痞等坏分子。也有一些是改编来的，成分就复杂得多。一九四一年初，形势有了变化，地方武装发生过叛变投敌事件，有人拖枪当了伪军。
为了建设地方武装，我们以分区警备旅五个连分别编入如西、泰县、泰兴、靖江警卫团作骨干，迅速将各县警卫团建立起来。各团团长和政委由各该县县长、县委书记兼任，由一旅派出团、营、连、排各级干部百余人，去各县警卫团工作。各县警卫团成立后，发展很快，每个团有二至三个营，到五月底就发展到四千人的规模各县警卫团在县范围活动，坚持游击战争。如四月九日，敌伪军一千多人“扫荡”泰县、泰兴、靖江地区，三个县警卫团配合主力一、二、三团作战，连续作战半个月，在攻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等据点的战斗中，都担任警戒和战勤任务。我们根据地方武装的特点:地方性。开始先在原地区活动，然后将其慢慢上升为县团.离开区乡范围，进而两县部队合编，走出县范围活动。以如西和泰州独立团合编为如泰警卫团，以靖江和泰兴警卫团合编为靖泰警卫团，分别活动于如泰和靖泰地区;以分区特务营和古溪、珊瑚区游击大队编为分区独立团;各县以留下的警卫团少数部队为基础，重建各县独立团。这年秋天，苏中军区领导机关驻如皋县丰利地区，三旅亦在该地整训。如泰警卫团奉命至丰利以西担任警戒任务。十二月底，日、伪军三千余人间丰利进攻。我旅二团与如泰警卫团协同三旅七、八团，与敌激战一周，两次争夺丰利，掩护苏中军区领导机关顺利转移。以后，如泰警卫团编入二团，靖泰警卫团编入一团。一团仍在三分区活动，二、三团在东台、泰东地区活动。
不脱产的群众武装自卫队即民兵，也随着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深入而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底，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五万余人，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发展到三千余人。他们在反“扫荡”斗争中，配合主力站岗放哨、拆桥破路。八月十三日日伪军大“扫荡”(简称“八·一三大扫荡”)后，整个苏中地区出现困难局面，三分区的形势更为严峻。我们更是抓紧时机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
一九四二年初，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月下旬，坚决反共反人民又与日、汪狼狈为奸的忠义救国军，竟趁我三分区斗争艰苦之际，由汪浩然率二千余人，为了打通江南与江北张星炳、陈泰运的联系，从江南北渡。进入我靖泰地区，三分区又陷于三角斗争的局面。我一旅先后三次集中一、二、三团准备歼灭这股顽军，都因日、伪据点的阻扰，和频繁的“扫荡”，均未果。四月，我一团在泰兴县霍家庄反“扫荡”中，一营营长罗天英勇牺牲。四月二日，二团攻占距如皋城十五里的伪军新筑据点陆家庄，打破了敌人限期修好如黄公路的计划;十五日又攻占如皋城南的白蒲镇，烧毁了日军经济侵略苏北的大本营—江北公司。五月中旬，忠救窜至孔家桥一带，竟然派一部化装成伪军与伪军合驻‘配合伪军丁聚堂部占领宣家堡五月二十一日，我一、三团进攻宣家爆伪军.患救公开出援丁聚堂汉奸部队，遭我惨痛打击后，回窜靖泰长江边。忠救与伪军勾结一体的真面目彻底暴露，于五月底渡江南窜。至此，忠义救国军北渡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
部队经过半年频繁的战斗行动，急待补充休整。但日军南浦旅团纠合伪军于六月开始对我四分区“清剿”。七月又转为对三分区“清剿”。
排名前五配资公司六月二十日，苏中区党委、一师、苏中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反“清剿”的指示，反“清剿”的总方针是:立即全面动员，团结党政军民开展以反“清剿”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以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坚持苏中斗争，争取反“清剿”胜利，粉碎敌人的“清乡”企图。
六月二十五日，苏中军区要求各部队向日伪军发动一次反“清剿”的总攻势。我旅二团和三团攻克泰东唐洋区的小灶据点，毙伤日伪军六十余人，俘日军一名、伪军六十余名。七月一日，一团、特务营和如西独立团乘日伪“清剿”部队撤退如西之际，对如黄公路的芦港、加力、搬经、芹湖等据点发起进攻，毙伤日伪军四十余人，俘伪军七十余人，攻克芦港。八月二日，乘胜发起水洞口战斗，给伪二十六师陈才福部以重创。
在反“清剿”中锻炼了地方武装，但也遭到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七月初，泰州独立团掩护县机关在缪家野活动，遭到从黄桥出动的敌伪军的奔袭。县委和独立团领导同志准备不足.遭敌迂回包围时未能及时迅速组织转移，却在背水作战的不利情况下，以仅有二百多人的独立团一部和机关人员抗击强敌，犯了游击战争的大忌。结果被敌伪军包围，县委书记徐克祥同志以下三十多人牺牲，约四十人被俘。这是三分区反“清剿”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三分区的群众是英勇顽强的，对敌斗争蓬勃发展，多次爆发群众围困伪军据点的斗争，声势甚为浩大。八月三十日，如西县渡斯习卜区民兵和万余群众围困西河湾伪军据点。九月五日，如西县石庄区、江安区民兵和万余群众包围水洞口据点。九月二十六日，如西县泰丁庄民兵集中周围二十余里两万余人，驱逐由加力镇下来抢粮的伪军一百余人，并跟踪追至加力镇，将据点周围的竹篱笆全部拆除。靖江、泰兴民兵和万余群众围攻生祠堂据点。泰兴县三区十个乡两万多群众，在民兵的掩护下包围广陵镇据点，迫使伪军撤回征粮队，接受群众提出的四个条件。泰县群众围攻张甸据点。群众取得围攻伪军据点的胜利，大大地激励起群众要求武装起来与敌人斗争的情绪，民兵队伍发展很快。当时，根据地一支流行的歌曲唱道:
从平原到海洋.
纲刀钢枪筑成了铜墙铁壁;
从运河到长江
锄头钉耙织成了天罗地网......…
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深入进行根据地建设，关键在于发动群众，首先是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杭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政策。
一九四0年夏，我军在郭村地区就曾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东进黄桥以后，在中心地区东燕庄等地组织农抗会，进行“双减”从一九四一年春天起，三分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到农村，于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便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县以上抗日政府，颁布了“二五”减租条例。各级领导从党政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分头深入农村，对贫雇农进行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帮助基层党组织，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并通过行政系统，由县、区到乡、保，张贴、散发、宣传政府发布的减租布告。
抗日民主政府规定:从一九四一年夏季起，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牢。这项规定称之为“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广大农民处于长期封建压迫下，思想包袱较重。他们对二五减租法令虽然十分拥护，但又心存疑虑，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顾虑减了租就种不到老板的田了;也有人担心新四军来了搞减租，新四军一走地主要倒算。针对这些认识，民运工作队协助基层党政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提出了鼓动口号，如“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减租为了抗战”，
“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二五减租”等等。在教育农民的同时，还召开地主、士绅座谈会，普遍对他们进行守法教育。
在群众大体上了解减租减息的目的意义和实现的办法后，就组织农民向地主作必要的斗争，从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各地在向地主斗争时，一般地首先对开明士绅进行工作。开明士绅大多能自觉地接受政府法令，开明士绅带了头，不少地主不得不实行减租，或采取明减暗不减的方法敷衍工作队。明减暗不减的花样很多，比较普遍的是白天减的租息，晚上送还地主。一些有影响的大地主态度则比较顽固，其他中小地主就采取观望态度。由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剿”，顽固派的干扰破坏，使“双减”工作大受影响。一般说来，根据地的中心区和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实行了“双减”，而一般地区基本上仍停留在口号上。但不管怎样，农抗会的威风已经树立，广大农民感到扬眉吐气，新四军受到尊敬，不断掀起参军热潮;地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一九四二年夏季开始，广大地区较普遍地实行了“双减”敌伪“清剿”开始后，有一些大地主乘机反攻倒算，中小地主则对政府实行软磨手段。我们选择典型，打掉反动地主的威风，全面开展“双减”。例如，泰县选择雅周区黄柯庄的大地主孙明甫作典型。此人在泰县运粮河东势力很大，土地多，佃户多，政治上反动，当过国民党区长，历史上有过血债。区委通过农杭会组织佃农包围孙明甫的住宅，推选代表，与孙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指出“二五减租”是孙中山先生最先倡导，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也宣布要实行的。当前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农民出力抗敌，贡献甚大，凡爱国士绅都应体恤民情，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行“双减”。
代表在谈话中有意点出他勾结伪军，推行“伪化”的罪行，要他在“双减”运动中立功赎罪，否则罪加一等，严惩不贷。通过说理斗争，迫使孙明甫公开表态，答应实行“双减”。中小地主见大势所趋，纷纷表示愿意遵守民主政府法令，按规定减租减息。到一九四二年年底，减租减息受益的农户达四万六千四百七士户，换新约七千四百二十七张。
由于普遍地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其它工作也得到了推动。发展了农抗会员五万六千五百二十五人，自卫队员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人，民兵七千三百七十人。改造区乡政权四十多个。新成立农村支部六十二个，发展新党员五百二十七人。
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是根据地建设的头等重要任务一九四0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参照华北经验，抓紧政权建设，把原来大地主阶级控制的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我军进入黄桥以后，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同时成立了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和若干区政府，政权都还带有临时性质，还很不完善和巩固，亟需加强建设。特别是不少基层政权为封建势力所操纵，工农群众未能参加政权管理，民主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县以下基层政权很不健全。
一九四O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一年三月，撤销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组成苏中行政委员会，办事机构为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第三行政区成立第三专员公署，专员朱克靖。
苏中第三行政区开始就注意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政权工作，比较认真执行政权中的“三三制”政策。以靖江县政府为例，初建时，就有民主人士梁朱明为司法科长，刘拜山为民政科长。这在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进步分子中收到了极为明显的效果。小学教员中许多进步分子陆续参加了政权建设，三区的范苏、范乐山，四区的王抗东，五区的周永康，七区的祝文学等均在抗日政权建设的早期参加了政府工作，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有抗日革命动机的青年孙异、张治平、贾其锋，当他们识破了国民党保安四旅何克谦假杭日的面目后，即返回家乡参加了革命工作。国民党靖江县党部书记长盛仁东是一个坚持抗日进步的人士，黄桥决战胜利后，我们就邀请他参加了苏北参议会，不久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八区的祝惟干是国民党靖江县教育局的督学，在党的影响下，任靖西办事处主任。四区的张洪作了四区区长，他们两人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均被吸收入党。三区的高继绪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党，长期脱党后也参加了抗日政权，傲了三区第一任区长。祝惟干在一九四三年起还担任了靖江县县长。再如泰县，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泰县召开军政大会，聘请各界代表一百六十多位共商本县杭日大计。徐观伯为议长，杨为群、周泽、黄泽亭等为副议长，议员中就有孙明甫。除周泽是共产党员外，徐观伯是力主抗战、正直进步的民主人士。黄泽亭和孙明甫都是地主，而且犯有推行“伪化”的错误，特别是孙明甫这个大地主，在伪军中寻求靠山，干了不少坏事。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我们进行了严肃而适当的批判斗争(主要是劝他们保持好民族气节)，当他们开始悔悟认错，表示愿意洗心革面，走抗日之路后，我们仍持欢迎态度，并且在参政会里保留他们的一席之地。这种既斗争又团结的政策，对教育和争取地主阶级中一些做过坏事的人起了良好作用。社会上层分子真正跟共产党走的，很坚决抗日的，不多。如西县县长季恺却是不多中的一个。这人出身大地主，芦港就有他家雕梁画栋的大宅院，大革命时期有血债，是李明扬的高参、秘书处长。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表现很好，在李部任职时给我们送过情报，我们在郭村时他对李明扬做了不少工作;“二五”减租时带头执行法令，起了推动作用;土地改革中表现也是好的。应该说表现很积极，是为革命事业作过贡献的。建国后任无锡市城建局长。“文化大革命”中，把他抓了起来，要判他死刑，多亏陈老总出面讲:“要杀，我们过去早就杀了。你们说的那些，我们都知道;但他为革命做的好事，起的作用不能忘。”这样才保了他一条命。陈老总逝世后，他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抱着陈老总的骨灰盒大哭了一场，还照了相。“文革”后期，他还专程来北京看过我。至于专署，泰兴民主人士、教育家、中学校长刘伯厚，先是担任第三行政区参政会的议长，朱克靖同志南下后，就由刘伯厚担任专员。
乡村是政权的基石，当抗日民主根据地迅猛发展的时期，干部队伍跟不上形势的需要，我们在县、区两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机构，乡以下只有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更换了一些人员，大部分地方还来不及进行改造。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基层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还有许多是国民党旧政权的留用人员。这些人情况相当复杂，相当多的人员是看风使舵的两面派，斗争形势好时与我们合作共同抗日，斗争形势逆转时则倒向敌伪与我军作对，或者两面应酬。一部分人员则是投靠敌伪势力的反共分子，或是横行乡里的“地头蛇”经过一段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实行“新乡制”，废除旧政权的“保甲制”，乡下面设村，乡长和村长均由人民群众公开选举。照顾到农民的文化水平，选举时采取投豆子的办法，在每个候选人的身后放一大碗，想选谁就在谁身后的碗中投黄豆，以得黄豆数的多寡决定谁当选。
“新乡制”的实行，使得基层政权牢固地掌握在我党领导的抗日积极分子手中，铲除了“伪化”的社会基础，扫除了“地头蛇”，人民当家做主配资行业内容，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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